大灰兔和小白狼

                                  类型中的反叛者
                                   ———谈约翰·福特《搜索者》中的反类型方式

     在西部片专家约翰·福特晚期的影片《搜索者》中，导演的野心已不再是建立或完善西部片这种叙事类型，这从影片中人物形象，人物关系的设置，以及人物与环境的关系，摄影机与人物环境在叙事中的关系这几点中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
     在建立文明/野蛮这一对立矛盾以及其固有形象的代表者时，约翰·福特实质上是在解构这种极端类型化的设置。白人一方的一号人物，代表正义力量的伊森一出场，他的身世经历以及情感就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作为文明先进一方的代表，他以维护南方黑人奴隶制的身份参加过美国内战，作为美国主流道德价值观的维护者，他与嫂子玛莎之间的暧昧关系在开片的几场戏中已表现出道德价值上的不确定性。当人物以这种不同凡响的方式出场时，也意味着其以后行为的反类型化。随着剧情的推进，伊森在寻找被印第安人掳走的侄女戴比的过程中，不但多次与印第安人厮杀，甚至在面对白人奸商的偷袭时也毫不犹豫地举起了枪。这种毫不考虑后果的复仇行为本身就与印第安人的野蛮掠杀在本质上相同。这种相同性在最后的决斗中更是达到高峰，伊森用印第安人的方式割下了酋长的头皮，此时作为文明制度代表的伊森已经摇身变成了好战野蛮的战争酋长，因为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的前提便是承认了其人的道。同时，这种野蛮与文明之间的消解也表现在伊森与一系列人物的关系上。首先，戴比作为玛莎的女儿格外受到伊森的喜爱，当玛莎一家被杀后，伊森更是把戴比当成了最后的亲人或玛莎的代表，下定决心一定要救出这个被掠走的女孩。但当伊森千辛万苦找到戴比，发现当年的侄女已经长大并成为印第安酋长的妻子时，他毫不犹豫地端起了枪。代表文明道德的亲情因为种族的不同一瞬间唤起了潜藏的野蛮仇恨，而这种偏执的对于种族的仇恨也体现在伊森与马丁的关系上。幼年的马丁双亲被杀，是伊森将他救出，而当这个已经长成小伙的马丁再次出现在伊森面前时，他的八分之一印第安人血统立刻引起了伊森的反感，以至于在全家一起吃饭的那场戏中，因为马丁的出场以及伊森的冷漠态度，一家人的和睦气氛立即被紧张和尴尬打破。约翰·福特在处理这组人物关系时同样基于反类型的考虑并没有让这种关系一成不变的延续下去，因为这种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极端化在另一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类型的建立。于是影片的后半段，伊森在与印第安人的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决定把自己的遗产继承人定为马丁，两人的种族对立关系彻底在共同寻找戴比的过程中得到化解。同样，在伊森骑马追杀戴比的段落中，伊森最后并没有杀死戴比，而是将她抱在怀中，带回了温暖的家。
      这种人物设置上的反类型表现得最充分也最巧妙的是在本片的第二男主角马丁身上。虽然从小生活在典型白人家庭，马丁却同时拥有印第安与白人血统。这与身俱来的特殊身份本身就打破了白人/印第安人，文明/野蛮的这种极端类型化对立。同样，在影片接下来的叙事推进中，马丁这个白人男二号的形象渐渐取代了伊森的男一号英雄形象。当伊森找到戴比发现她已经成为印第安酋长的妻子，举起枪来准备瞄准时，是马丁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枪口；当以伊森为首的一群白人军队大肆进攻印第安营地而不管戴比死活时，也是马丁冒险进营，偷偷救出戴比。马丁的出现，已经消解了类型中白人/印第安人，文明/野蛮的对等象征意义，使两对水火不容的矛盾在他身上变得模糊而统一。
      影片中的印第安人虽然在一开头就以掠杀者的野蛮形象出现，然而随着伊森与马丁复仇寻找的不断深入，约翰·福特以侧面的表现方式向观众展现了白人作为文明的传播与开拓者对印第安人进行的野蛮侵略与杀戮。这主要集中体现在一名无意中与马丁结识并成为他妻子的印第安女人身上。由于语言的障碍，在一次交易中，马丁误买下印第安女人成为妻子，这一关系成立的基础其实是依托商业中的自由交换得以实现，而两个民族之间商业交换的行为，本身就带有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流融合的象征含义。同时两者之间关系的建立也为以后女人被杀引起的感情冲击打下了基础。当女人的尸体出现在马丁与伊森面前时，两人均对这种毫无理由的杀戮产生了反感，特别是马丁。这也为以后人物的走向与转变作好了铺垫。
      约翰·福特在叙事层面上设置人物以及人物关系的反类型努力，使得在建立戏剧冲突的高潮点时却又进行了反向的消解。例如，伊森的主要目的在遇见已经变成印第安人妻子的戴比时，拯救的行为立刻转变为种族仇杀。当仇杀成为人物的动力时，伊森在最后又将仇杀转变为充满亲情感的救助；乡村牧师本来作为布道者的身份在印第安人闯入后，立刻转变为集结部队的长官，在马丁女友的婚礼上，他作为牧师身份主持婚礼，但在伊森马丁闯入婚礼后，他的身份马上转变为当地武装的长官，集结军队，准备作战。
      与此同时，在叙事层面所做的反类型的工作必须通过导演在建立摄影机与人物，环境之间的关系上得以实现。
      在建立空间环境与人物的关系时，约翰·福特使用景深镜头精确的表达了他对影片中人物的态度。当拍摄白人军队在沙漠上行军的段落时，白人在镜头中总是处于中近景位置，与景深处西部地区特有的石山始终保持一段特定的距离；而印第安的部队却始终是依山而行，与山一同作为远景出现。从这种构图方式以及景深的运用中，导演不但对两者进行了有效的区别，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于白人/印第安人同这片土地的关系进行了直观的阐述。作为所谓文明的开拓者，白人实际是以闯入跟掠夺的方式进入西部，没有与这块土地融为一体；而作为原住民的印第安人，他们与整个西部的环境却是那么的浑然天成，已然与这里的一草一木有着天生的无法割裂的联系。而在利用摄影机建立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时，机位的选择成为导演实现人物关系反类型化的有效方式之一。在戴比逃进山洞躲避伊森追杀的那场戏中，摄影机处于山洞内部向外进行拍摄，伊森从洞外远景处追来，而另一场印第安人追杀伊森马丁的戏中，摄影机同样处于相同的机位向外拍摄远处追来的印第安人。相同的机位相同的空间，有效的建立起了伊森与印第安人之间的某种类同关系，伊森的种族仇杀行为与印第安人的残忍杀戮其本质的相似性在影像上获得直接表达。
      除了摄影机的机位，摄影机在开篇与结尾两处的纵向移动也成为了导演反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影像化的有效实施者。在开篇的第一个镜头中，摄影机位于马莎一家屋内进行拍摄，摄影机随着玛莎的移动缓缓移向屋外，远处伊森策马奔来，一派美国西部典型的景象在观众面前展现开来，此时，摄影机向外的运动充满了作为开拓者——白人这一方对开拓这一行为表现出的强烈的欲望和必胜的信心；然而与此遥相呼应的是结尾的最后一个镜头，摄影机位于屋外，随着获救的戴比以及马丁女友，父母的走位缓缓拉进屋内，接着屋门关闭，影片结束，与开头形成相反关系的呼应。这个时候，同样站在白人一方，摄影机向内的收也预示着导演对于这一场种族主义仇杀行为的否定以及开拓这一充满侵略性质行为的批判。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伊森作为开拓者也是仇杀者，并没有同马丁一家一起进入屋内，而是一个人徘徊在屋外的尘土中，朝西部更深更辽阔的远方走去。这一结局也正好成为了真实历史的预证，约翰·福特在进行反类型思考的同时也在对历史进行着反思，他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亲手将一个类型推向高潮，而在于又亲手将这个趋于完美的类型推翻，推翻的目的不在于重建，而在于彻底的消解，其实消解本身就是对自身生存态度的有力表达。

农民学知识

农民捡到一本

花花绿绿的书

农民躺在彩色条纹的床上

嘴里叼着的不是烟卷

是稻草

农民躺在席梦思的弹簧床上

脸上每根黝黑的胡须

都充满渴望

农民躺在阔大的双人床上

一脚搭在床头

一脚伸向天上

农民的老婆买菜去了

因为农民躺在床上

床上结不出四季果蔬

也没有二十四个恼人的节气

农民的眼镜架子折了

因为农民在看书

农民不再嗑瓜子

农民开始写诗

农民找了个重点大学的情人

情人很闲

情人也写诗

农民和大学情人一起倒在了双人床上

床上翻滚的不是农民和情人

是两堆知识